19世纪末叶，伴随西方列强侵略的加深，中国民族危机愈益深重。维新志士通过上书、集会、演讲，宣传变法，主张变革，同时，也推动了传统民族观念向近代民族主义的转变。
甲午之役，山河破碎，举国震惊，危机意识迅速弥漫于整个社会。诚如谭嗣同所言：“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康有为领导发起“公车上书”，1300余名举子打破“士人不得士政”的禁令，反对与日议和，要求迁都再战。其上书内容被广泛传抄，产生很大的社会影响，使民族危机意识广为传播。他们抨击列强的侵略，反对妥协，要求整顿国防，强国保种。为唤醒民众的民族意识，扩大变法维新的社会基础，康有为等一批维新志士分别召开闽学会、蜀学会、陕学会，在区域性学会组织的基础上，又在北京组织了全国性的保国会，提出“人人有亡天下之责，人人有救天下之权”，号召民众起来挽救国家危亡。维新人士放弃了传统的大一统模式，开始用崭新的眼光审视世界。他们提出，要变法图强，就必须破除传统的自负观；国家面临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应以开创之势治天下，顺应时代发展的潮流，自强图存。这表明维新志士文化价值标准的参照系已发生重要的变化，基本上走出了传统的华夏中心的误区，增强了多元、并存、竞争的民族意识。
在文化层面，维新志士对西方文化的关注是以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和改造为出发点的。他们批驳顽固守旧人士妄自尊大、鄙夷西方的复古价值取向。然而，他们并没有完全背离传统文化，甚至想借儒家文化同化异域文明，强化民族精神与民族情感。梁启超即倡导西学与中学并重，肯定民族文化的历史作用与价值，提出中西文化碰撞中文化接收的立足点和出发点问题，认为民族文化是激发民众民族意识的重要源泉。维新志士的民族情感在文化层面上的表现是多重的，既有维系传统儒家文化精神的一面，也有改造传统文化、引进西方文化的一面。总之他们在文化观念上表现为较为理性主义的态度。
在对内民族态度方面，维新志士基本倾向于“满汉不分，一致对外”。百日维新期间，康有为向光绪帝上《请君民合治满汉不分折》，建议清政府通过“散籍贯，通婚姻，并宫缺，广生计”等具体措施，“平满汉之界，行同民之实”，使中国成为一个各民族地位平等的国家，进而在救亡图存运动中，捍卫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
总之，戊戌维新时期，传统的夷夏观念、族类思想发生了变化。维新志士从学理上深入探讨民族理论，促进了近代民族主义兴起和民族意识的加强。
 |
